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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新 亭 博 論</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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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un, 13 Jun 2010 18:14:26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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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制止人為災難 -  歷史的新使命</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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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27 May 2010 18:11:21 +0000</pubDate>
		<dc:creator>新亭博客</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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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政治Politics]]></category>

		<category><![CDATA[經濟Economics]]></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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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新世紀的重要新聞，都是以富有動感的立體圖像直接儲藏到我們記憶之中。
911的早上、轟炸伊拉克的晚上、虐待戰俘監獄……。都是一組组難以磨滅的記憶。當然上個世紀的六四天安門，柏林牆的倒塌等等已經開始了新記憶的圖案檔，但沒有新世紀的密集與規模宏深。
圖像的記憶，直接來自電子傳媒，並沒有通過文字的「翻譯」，但是卻能翻起無數的文字的圖案，令我們重新思考文字與電子圖案的結合，是否在營造新的心靈世界與新的現實世界？
墨西哥海灣外面，萬頃綠波上，泛濫著暗紅色的油光。面積比加州還大的海面上，
泛著詭異的色彩，叫人想起聖經裏面的災難故事。
摩西曾經教紅海分開，讓以色列人渡過到對岸，然後讓大海吞食法老的追兵。但沒有記載淹沒了多少車馬與兵員。
BP海底油井的污染影響，規模之大，可能會年深日久地為禍人間。
BP的石油商人為了圖利，在深海裏面鑚個大洞採油。為了爭取時間趕工，經理否決了工程師的既定工作程序，導致油井設備爆炸。
原油直接從海底涌出海面，現在已經登陸（路易士安娜州），魚鳥會大量死亡，沿海大環境被污染，其後果之不堪，遠甚於聖經裏面的災難。
海面詭異的圖案，讓人想起聞一多的《死水》：「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鐵罐上銹出幾瓣桃花。讓油膩織一層羅旑，霉菌給他蒸出些雲霞。」聞一多所寫的是潭水，我們今天所污染的是汪洋大海。
過去，人對災難的解釋是「魔鬼在作祟」或「上帝要懲罰人類」。現在，人開始對災難的來源重新估計。共和黨和茶葉黨認為許多災難是「政府」做出來的。（他們所指是稅，不是伊拉克戰爭。）另外有人認為「大公司」是災難的來源。思想家認為「人的無窮消費慾望」是災難的來源。
無可否認的是，災難是人做出來的。戰爭是人所發動，海洋是人所污染。
人們好像開始把社會、經濟、政治問題，提升到哲學問題的層次來討論。
消費是污染的原因；奪權是戰爭的原因。
謀利的商人稱過度消費為「經濟成長」，「社會進步」，「地球要轉，大家讓開」。奪權的政客稱戰爭為「聖戰」，「為了保衛國家」，「為了統一國家」。
北朝鮮金正日的戰爭藉口最為奇特：他想把「英明偉大領袖」的大位傳給毫無寸功的小兒子金正銀（亦作金正雲）。苦於沒有好的藉口。因此他（或他的手下）派一隻潛水艇到（不斷在經濟上援助朝鮮的）南韓海域，用魚雷打沉了南韓的「天安艦」。
以為製造緊張的戰爭氣氛，就可以順利地把軍事大權轉移到「軍事天才金正銀將軍的手中。」這一招是不是師承「文化大革命」的思路？尚待學者考證。
這種（在人間扮演魔鬼找魔鬼的）思考方法在二十一世紀還有人用，當然值得記一大筆。問題在北韓百姓真有如此之笨嗎？
南韓李明博總統宣佈：停止對朝鮮的經濟援助與貿易活動。（對兒童等的緊急援助除外。）恢復「自由之音」對北方的廣播。
金正日宣佈斷絕與南韓的一切關係，下令軍隊戒備，面對全面戰爭。
南北韓之間的人為災難在亞洲東北迅速醞釀。它的危險幅度可能比墨西哥灣的油井更加嚴重。
幸而這兩種災難都還沒有演變到無可挽回的階段。
昨天BP公司已經開始用「灌水泥」top kill方法，從海面往油管裏面灌注水泥。我們從電視上可以看見泥水被地下原油的壓力推出管外，形成海底泥水煙雲彌漫的奇觀。據專家認為，如果泥漿累積在管內的壓力增加，或許可以把原油的出口封住。
但是專家謹慎地宣佈並無十分把握。
昨天美國務卿克林頓宣佈，世界各國要對朝鮮作出相應的抵制，才能避免天安艦事件擴大。
但是金正日的後臺（中國政府）態度曖昧。雖然半官方的報紙嚴詞指責朝鮮，而中央高官只是勸大家「冷靜下來」。
以今天世界經濟危機論，歐美國家再沒有應付各種人為災難的餘力，中國政府必須對朝鮮作出相當的制裁，方能壓制事件擴大。
金正日以擁有核子彈威脅世界，一個民窮兵強的奇異社會，爲什麽能生存到二十一世紀呢？
有人認為中國雅不欲兩個韓國統一。這種思考與美國雅不欲台灣中國統一，同樣是新世紀奇異的外交局面。
但是今天的大國，已經無力左右小國的自由發展。中國不欲朝鮮有大改動，有一個隱衷是朝鮮的集權頗像中國；美國不欲台灣被中國「同化」或「統化」也是因為台灣的自由頗像美國。
如果大國乏力左右朝鮮與台灣的政治演變，那麼，這兩個社會的公民就必須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果朝鮮人容忍集權社會傳到第三代。那麼世界除了經濟手段的制裁外，別無他法。
如果台灣人把自由社會的優點發揮到民生民智遠遠超過「富強」的中國，則中國公民必然會期望以和平手段把中國推向真正「經濟自由，人民富足」的發展方向。
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二十一周年前，據說中國政府把鮑彤勸回浙江老家暫住。
奇怪的是並沒有能掩住鮑老先生的嘴巴。香港傳媒在電視上播放鮑彤對六四事件明快的判斷：這是歷史的污點。
他反駁一般人的認知「如果沒有六四（的犧牲），就沒有今天的繁榮。」他認為趙紫陽的改革開放，會更徹底。言下之意，所能帶來的「繁榮」，可能會更加公平與健康。
歷史不能回頭，但也不容歪曲。何況中國的前途，仍然「妾身未明」。要點在人民是「奴隸」還是「主人」。中國要做到真正以人民為主要服務對象，才有希望統一。才有資格稱富強二字。
如果要阻止西方國家陷身工業革命所可能帶來的工業災難，東方國家如中國印度印尼等，必須要先自行解決自己的政治問題。
簡單說：朝鮮應該接受南韓的社會制度與政治制度；中國應該接受台灣現行的社會制度與政治制度。
然後才能在科技上，尤其是綠色科技，超度西方迷戀石油科技的積習。
如果中國不能從「極權政治」的陷阱中自拔，中國無法完成二十一世紀世界期待中國應當承擔的歷史使命。
5/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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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蘆葦中的耳語　－　論政黨制度之衰落</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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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21 May 2010 03:12:27 +0000</pubDate>
		<dc:creator>新亭博客</dc:creator>
		
		<category><![CDATA[政治Politics]]></category>

		<category><![CDATA[文化Culture]]></category>

		<category><![CDATA[時事Current Events]]></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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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是不是每一個世紀的前十幾年總是激情動蕩的時代﹖
最少過去數百年是如此。
如果我們迅速回顧﹕十六世紀初﹐中國中央有太監劉瑾污亂朝政。民間進步思想與宗教思想對立。1507年五月﹐政府發出四萬張度牒給僧侶與道士。
思想家王守仁一方面實踐破朝中賊（宸濠）與破山中賊的作戰﹐一方面在思考「破心中賊」的哲學命題。
在歐洲﹐沿海國家在政治上﹐放眼新世界的天地﹔內陸在軍事上波斯帝國與奧圖曼王朝對峙﹔思想上﹐從威尼斯到佛羅蘭斯﹐「人」的價值在向「上帝」的價值挑戰。
1513年二月﹐米蓋安奇羅的西斯丁教堂（天頂）「創世記」內容的重心是「人」。
十七世紀初﹐利瑪竇在死前把中國思想與歐洲思想一線牽連起來。中國從東林黨爭步向「流寇外敵」交攻的明朝末年。
1611年﹐倫敦王家印刷廠終於出版了官定的英文版聖經。這本集牛津劍橋與西敏寺54名學者七年的心血﹐從希伯來文與希臘文的原本﹐參考前人（William Tyndale）已經完成的翻譯﹐從新校譯一遍的新作﹐所引起的變動﹐筆墨無法形容。
如果用精心閱讀作標准﹐恐怕此書是天下第一被全球用心閱讀的一本書。
同時﹐蘇格蘭的數學家John Napier 一方面思考神學問題﹐另方面（1614年）出版了關于《對數表》的研究。
征服美洲（新世界）與（舊世界的）南亞、東南亞的力量﹐是歐洲人（新發現）的「上帝」與「科學」的聯合力量。
十八世紀初﹐中國出版了兩本由滿清皇帝下詔編撰的字典。1710年﹐詔編《康熙字典》。七年後完成。1711年﹐《配文韻府》編輯工作完成。這兩本書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界定性」的著作。但它們的編撰背景卻是政府意圖「安撫」（鎮壓﹖）民間活潑思潮的對策。
1714年﹐朝廷頒令嚴禁小說淫辭。中國最重要的小說在此時期特別轉向「人文主義」的方向。兩者之間的關係﹐常為歷史學者忽略。
十八世紀初的歐洲出現列強爭霸的局面。西班牙繼承王位的戰爭令英國得到在新世界坐大的機會。形成了西班牙以外﹐英法普奧抬頭的新局面。因為政治的競爭﹐引進科技的競爭﹐工業革命與科技革命是一對孿生兄弟。我們今天所習慣的「現代」﹐從十八世紀初開始形成﹐是思想與科技的結晶。
我想討論的問題﹐是二十一世紀初﹐是不是正在經驗（比以前世紀初有所不同的）大變更﹖
如果我們比較每一個世紀初的思想變動的因素。本世紀的變動根源是不是比前面的五百年更加深與更加廣﹖
而最大的不同點﹐是天災人禍的會合﹐我們開始把人禍歸咎於天災﹐可能是最令我們震撼的現象。
因為我們已經養成了航空旅游的全球風氣。因此冰島的火山塵對各國旅游經濟的打擊﹐就成了金融危機﹐製造業出口貿易以上﹐雪上加霜的天災了。
墨西哥灣深海鑽油的工業意外事件﹐是「人禍」開始超越天災的癥兆。
美國在伊拉克發動戰爭﹐美國數千人死﹐數萬人傷。伊拉克死傷超過十數萬人﹐即使不算流离失所的難民。
阿富汗美國軍兵陣亡數字昨天超過一千人。
從十七、十八世紀開始﹐歐洲人（美洲人）堅信自己是世界的主人。即使硬打﹐也必定能征服世界。這個違常的心態﹐可能在二十一世紀在阿富汗再次受挫後﹐歐美人的心態﹐會被歷史發展強迫改正。
其實在二十世紀的韓戰與越戰總結後﹐六十年代的年輕人已經決定﹐越戰是一個「不道德、不公義」的戰爭。
史學家開始認為﹐在越戰時期拒絕當兵的決定﹐是一種道德的抉擇。如果英美各國﹐因為阿富汗部分（阿拉伯裔）外國人的恐怖活動而運用正規軍懲罰阿富汗所有公民﹐則阿富汗戰爭的「道德基礎」也開始動搖。
事實上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邊界﹐仍然是部落聯盟狀態的局面。美國人以為﹐「只要攏住日本天皇﹐便能驅使整個日本。」但是這個政策在阿富汗不管用。華府攏住了卡宰一個人﹐他連自己的弟弟都管不住。美軍即使在阿富汗首都之內﹐仍然逃不過阿富汗以抵抗「外敵」為歷史使命的教徒的炸彈與槍火。
戰爭的人禍﹐在製造心理疾病的天災﹐只是尚未發作而已。
為什麼以二十一世紀世界公民的智慧會被懞在鼓裡呢﹖
如果我們去檢討東西當代歷史﹐我們發覺有一個突出的原因﹕政黨政治。
本週二﹐美國稱為可以比擬「超級週二」的初選。發生了令大家瞠目結舌騷首困惑的現象。
民主黨與共和黨的黨系代表都在選舉中紛紛落馬。
我的分析是﹐美國公民是不是已經覺醒﹖他們覺察到「黨」非但已經失掉了歷史的天命﹐而且匯聚了只圖私利﹐不惜欺騙群眾的政客。
因此﹐選民幾乎盲目地排斥黨中央所支持的政客。
肯得基的茶葉黨分子（一個沒有黨組織的集團）拒絕了錢尼與共和黨參議員領袖Mitch McConnell所支持的Trey Grayson ﹐選出了名不見經傳的眼科醫生Rand Paul(德州國會議員Ron Paul 之子)。賓州拒絕了奧巴瑪所支持的轉黨參議員Arlen Specter﹐選出了地方上所支持的Joe Sestak。
如果美國的政治大黨不改絃更張﹐則十一月的中期選舉可能發生「兩黨同時衰落」的現象。這個現象代表著民間深切的不滿。
但是﹐民間對此問題的理解與解決方法﹐顯然缺乏細緻的分析。第一點﹐政黨制度衰落的原因﹐是否具有更深廣的歷史原因﹖
有人提出來﹐所謂八十後成長的一代﹐（millinial 通常指從1983－2003出世者）是否在教育過程中缺乏一種「道德承擔」的培養﹖
這似乎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其中大部分人在選學科的時候﹐偏重法律、商科、政治。在工業與工程各個行業中﹐職業操守與技術性嚴重過失的情況可能比前代的同行大大有所不及。
在汽車工業、汽油工業與航空工業等行業內﹐發生前所少見工業事故。在政治行業中﹐更加處處發現虛偽欺騙﹐貪財弄權的醜聞。
第二點﹐因為新科技的出現﹐我們是否在慢慢轉化成為一種「新生人類」﹖
在人生經驗中﹐電腦成為個人最親密的朋友與師長﹐超愈父兄親長。道德觀的稀薄現象是否與手提式電腦或者靈通天下的「手機」有關﹖
因為通過電腦與天下接觸﹐則無個人面目可言。因此淡薄了「個人存在」「個人榮辱」「個人承擔」的感覺﹖
本週發現哈佛四年級學生﹐所有提報的成績紀錄、著作、報告文章、職業經驗等﹐全部是假的。這種現象﹐按我所知﹐在哈佛幾十年內﹐沒有發生過。哈佛大學為此事之狼狽尷尬可知。
Zev Chafets將要出版的新書中指出「林保Rush Limbaugh現象」,可能是美國政治衰落的關鍵。美國公民因為對政黨政治的失望﹐頗樂意跟從甜言蜜語危言聳聽的投機分子。圖一時的痛快﹐選個‘未知數’取代黨員政客﹐正是美國政治前途的危機。
但是﹐世紀初另一個現象是在混亂的局面中﹐往往會相應地產生大思想家。
我想﹐這是新世紀大家最大的期待吧﹗
5／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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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校園血案　－　繁榮中的隱憂</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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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14 May 2010 03:09:25 +0000</pubDate>
		<dc:creator>新亭博客</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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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新世紀「恐怖活動對策」的定義在擴張。從外交軍事的範圍﹐延伸到內政國策的範圍。
早上打開報紙﹐紐約時報頭條赫然是十幾個配紅袖章手持長棍巡行的中國新聞圖片。
這是一張特殊的巡游圖。父母為保衛正在學堂裏上課的孩子們﹐情願放下工作﹐到學校外面表示保護子女決心的舉動。
兩個月來﹐中國的小學與幼兒園中發生六起殺人兇案﹐引起世界注目。
昨天（五月十二日）早上﹐（陝西南鄭）只有20名學生的聖水廟幼兒園裡﹐闖進來40歲的房東吳煥明。他舉刀刺殺了幼兒園50歲管理人吳宏英與她80歲的母親﹐並繼續砍殺幼年兒童7人﹐另11名幼兒受傷。吳煥明回家後自殺身亡。
四月二十九日﹐江蘇省泰興的中心小學發生同樣血案﹐受傷者包括28名學生﹐兩名教師﹐一名保安員。
福建南平實驗小學門口﹐42歲男子鄭民生用刀刺殺小學生8人﹐5人重傷。
廣東省雷州﹐廣西合浦﹐山東灘坊近期都發生同樣血案。犯事人都是失業的中年人。
中國官方理論是﹕顛狂殺人互相模倣﹐因此下令限制電視報導﹐報章報導盡量簡單。
但還是有人指出﹐這是社會的疾病。
自焚自殺﹐一向是一種極端的抗議行為。殺人後自殺只是更進一步的激烈行為。
蓄意斬殺兒童作為自殺以前的報復行為﹐在一胎制的中國﹐它的心裡效應﹐顯然是為製造恐懼。這或許正是自殺抗議者的目的。
這些患顛狂症的人﹐在抗議什麼﹖在上海世博的繁榮熱鬧聲中﹐是值得深思的一個問題。
如果社會的中下層當中﹐（甚至是擁有房地產的公民﹐）有人願意用同歸于盡的手段﹐來表示他的極端不滿。傳媒就不應該避諱這樣嚴重的社會疾病。
受害兒童的父親﹐痛定思痛後﹐舉著一塊布條﹐上寫著「殺貪官英雄﹔殺孩子狗熊。」此人是否在提示這個社會疾病的根源呢﹖
也有人提出﹕受到欺壓的弱者尋找比自己更軟弱的對象發泄自己的憤慨。這種分析認為殺人犯的目的只是泄憤。但是如果殺人犯的目的是「抗議」﹐則他們即使在顛狂症當中﹐也可能存有泄憤以外的目的。因此才會選定「讓令社會最痛」的目標下手。
聖經裏面有屠殺敵人孩子的恐怖手段。美洲印第安人有以孩子作犧牲祭的祀風俗。這種從最痛的地方下手﹐表示一種決心﹐並且希望取得預期的效果。
當然﹐這種治病的手段本身是一種「重病」。古人所謂「尸諫」﹐目的就是要「震撼」人心。
但是﹐中國的人心﹐似乎久在震撼當中﹐已經痳木不仁到十分嚴重的程度。你歸你顛狂﹐我自有我自己所追尋的夢。兩不相干。
昨天﹐聖水廟血案發生之日﹐剛好是四川地震第二周年日。這次地震中﹐有5000名學童在違章建築倒塌時被活埋。
政府壓制傳媒報導此事﹐壓制父母上訪控訴。顛狂病犯殺學童﹐數目遠不及（容忍豆腐渣工程的）貪官殺人之多。
中國政府﹐應該清醒過來。
藝術家艾微微邀請人在網站上誦讀五千名學童（遇害者的）姓名﹐也是在提醒國人﹐有比顛狂症更可怕的社會病。
不公平的法律與枉法的貪官污吏才是製造顛狂症的病因﹐也是社會疾病的根由。
美國政府正在討論﹐逮捕恐怖分子以後﹐是否可以馬上褫奪恐怖分子的公民權利﹐以方便警方追究（甚至刑訊）餘黨。這種治標不治本的辦法﹐類似福建南平校園血案發生後﹐兩月之內迅速處死了犯人（42歲）鄭民生。
恐怖分子既然不怕殺﹐用處決的辦法並不能改變社會的病狀。
今日世界普遍呈現一種弔詭的現象。以「追殺犯人」或「禁止犯罪工具」作為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
美國駐大軍在阿富汗追殺塔里班恐怖分子。無人飛機每周出動轟炸恐怖分子嫌疑人。
和平人士要求各國「禁止使用地雷」。聯合國有158個國家簽署「停止使用地雷」條約。美國68名參議員簽名要求加入「停止製造並使用地雷」的簽約國家。
美國國務卿到處呼籲禁止伊朗與北韓製造核子武器。但是印度與巴基斯坦的核武器改進研究則視若無睹。
是不是都在治標﹖
今天在非洲﹐中東的巴勒斯坦﹐伊拉克﹐亞洲的阿富汗﹐巴基斯坦﹐與東亞的中國﹐人心所願望的﹐只是一個比較公平﹐溫飽安定﹐子女可以得到教育上進機會的社會。如此而已。
換言之﹐世界人口的「生活」是根本問題。
他們所以成為病人或必死的戰士﹐主要原因在他們得不到「公平」的生活條件。
如果中國﹐美國﹐以色列這三個國家﹐能夠清楚了解「公平公正」這個簡單的概念﹐世界上一半的社會病便有醫治的希望了。
據說中國是通過法院處死囚犯最多的國家。美國是通過戰爭打死戰士最多的國家。
但是人類的痛苦與生命的損失﹐不在戰爭﹐也不在殘酷的法律。而在各個社會不公平的政治制度。
美國國會把幾個大銀行的頭頭招來舉行公聽會﹐目的在指責他們的貪婪﹐羞辱他們的不法行為。
分析家指出﹐美國銀行家所以能夠胡作非為﹐主要原因是國會議員多數從銀行家得好處（政治獻金）以後封殺管理銀行的立法方案﹐解除已經立法的條例﹐縮減執法的經費﹐無視枉法的行為﹐從而導致全球金融危機不可收拾的地步。
一個簡單的總結﹕人性本貪。
中國今天為什麼弄到狂人殺學生的地步﹖也是同樣原因﹕中央政府縱容貪官枉法﹗
要處決的﹐不是顛狂的病人﹐而是明目張膽的貪官。
5／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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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五四之聯想　－　談政教相斥的歷史例證</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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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Wed, 05 May 2010 03:02:30 +0000</pubDate>
		<dc:creator>新亭博客</dc:creator>
		
		<category><![CDATA[中國China]]></category>

		<category><![CDATA[文化Culture]]></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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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五四運動的核心是一堆零亂的思想﹐並不是一群風流倜儻的人物。但歷史的紀錄總以人物作為思想的指標﹐而紀念的人好鏗鏘有力地歌頌人物。反而忽略了五四思想的內容。
到底德先生與賽先生是不是五四運動的核心思想﹐也還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
今天﹐我想補充一點﹐就是從五四開始﹐中國人的「教」企圖與「政」分離。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件大事。
當時的軍閥與共和國領袖當中﹐大多數人仍然在想打造一套新的「政與教」。在他們的心目中﹐兩者本來就是一個東西。
口頭上說﹕沒有教﹐如何有政呢﹖心裡面想﹕只要有政﹐哪怕沒教﹗
不過軍閥、野心家、政客們的「教」﹐實際上指「教主」的野心與意願。而學生們心中的「教」﹐指社會群眾互相同意共同遵守的一個「理想的合約」。
五四運動﹐是軍閥想「教訓」學生﹔學生想「教育」軍閥與群眾。這兩者之間的衝突。
五四運動的學生﹐希望樹立一個獨立於政治以外的「教」﹐來影響「政治」。這﹐在當時的傳統觀念中﹐比洪水猛獸還可怕。
七十年以後﹐同樣年齡的學生﹐同樣想用他們心中一個模糊的「教」去影響中央政府的「政」。同樣﹐中央政府的掌權者﹐把他們視作洪水猛獸。用坦克把他們的愛國心鎮壓下去。
魯迅筆下的狂人讀歷史的心得﹐是一本「吃人的歷史」。魯迅看見過殺頭的場面或新聞片段。他最少聽說過有人用饅頭去霑被殺的人的血。據說吃了這饅頭可以治病。
我讀歷史的心得是﹕一本二十五史﹐通篇都是「教」想與「政」離異的掙扎。
本欄在兩星期前提出孔子對「禮樂」（即所謂文化或教。）懷有一種矛盾的心態﹕他一方面認為「野人是禮樂的先進者」﹐另方面認為「天子是禮樂的頒行者」。孔子可能是第一個提出教與政的分歧點的思想家。
一直到二十世紀﹐中國許多教歷史的老師認為﹕文化的中心﹐隨著政治中心移動。比方說﹕商代的文化中心在河南。到周代﹐文化就向西移動。春秋時代﹐齊魯的政治經濟發達﹐文化中心又移到東方近海區域。戰國群雄割據﹐因此「百家爭鳴」。這種文化的聚散﹐緊跟著政治中心的离合﹐把「皇帝就是教主」的偏見﹐深深打入人心裡面。
因此﹐中國文化（真正的「教」）發展長時期在「政治壓力」下面輾轉呻吟。
但是今天的考古發掘證據﹐並不與這個跟著「皇帝」轉的理論吻合。所謂楚文化、吳越文化絕對是中華古文化的精英部份﹐足與中原文化分庭抗禮。
這種政教在地理上「合一」的理論﹐到清代的大歷史學家趙翼（趙元任先生的先人。）更以宏觀的氣概總結﹕中國文化長時期以長安為中心發展。到金元明清﹐則移向（東方偏北的）北京。
（但這種理論﹐早在十九世紀末﹐受到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的問難。內藤認為﹐文化常在政治中心邊緣富裕的地方衍生發展。如唐代的洛陽與揚州‘指江蘇一帶’自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內藤先生因為自己長期在大阪京都工作﹐深感以京阪區為中心的關西文化區﹐與以江戶為中心的關東文化區實各有特色﹐並不是政治中心區傲視一切。關西財富﹐令京阪文化平添異彩﹐不可忽視。）
我們只要看周代的齊魯﹐秦代的楚地﹐漢代的淮南王轄區﹐六朝的金陵一帶﹐隋唐時代的揚州﹐處處是以經濟實力為後盾的新文化中心區。它們自然地表現出一種與（西方或北方的）中央相異的自由文化色彩的新氣象。
政治勢力要求統合﹐文化色彩卻要求自由、繽紛與分歧。這種現象﹐我稱它為「政教相斥現象」。
整部中國歷史﹐所描寫的思想發展﹐大部分是「政治想喫掉文化」或「文化想突破政治」的衝突。
政治壓倒了文化﹐往往是統一而轉向衰落的先聲。文化突破政治﹐往往發生在經濟民生旺盛的時期。兩者之間取得理想的平衡﹐可能是五四思想中一個未被人細細尋味的課題。
試看今天中國的文化版圖﹐在神州大陸固然有京派、海派、珠江流域、西蜀、東北、雲南、蒙古回藏等各有特色的文化區。除了中央以政治勢力支撐外﹐其他都是以經濟勢力或宗教傳統為核心的文化區。
中央政治勢力的策略是牢牢抓住幾個「重點大學」﹐希望從中培養出適合「中央集權」的文化領導班子。但是這與「政教相斥」的原理背道而馳。如果以政治指導文化﹐文化不免因此枯萎。
細讀中國歷史﹐或讀西洋歷史﹐就會覺悟到﹐文化是一種野生動物。用籠子牢籠起來﹐文化就會枯萎。
試看美國﹐重點博物館集中在華盛頓﹐卻不外是些觀光景點。而重要的文化活動﹐卻集中在富裕的東西兩岸。近年矽谷與西雅圖一帶電腦業特別發達﹐文化事業便有顯著進展。主要原因在遠離政治勢力與傳統勢力的干擾。
英倫島國﹐地方狹小﹐但是文化重心的大學區﹐也盡量與政治中心保持距離。而遙遠的愛爾蘭則一向保持獨特生動的文化色彩。甚至有人認為愛爾蘭對世界古代文化貢獻超過英格蘭。
中央需要紀律﹐而邊緣需要自由。看中國文化今天的特色﹐以文化版圖論﹐台灣、香港、澳門、海外都可以稱為「邊緣文化特區」。它們享受異常的自由﹐自然展現出異常的色彩。
在這幾個地區﹐政治與文化相對地隔一距離。但這些地方的歷史生長期比較短﹐與外國文化接觸時期比較長。如果能夠擋住與國內看齊的「綁起來」文化觀﹐則它們該是中國文化發展的突破點。
我們需要殷勤的培養耕耘﹐中華文化才能從「政治壓扁一切」的灰燼中甦醒過來。
在紀念五四的文化祭日﹐僅以此文獻給關心中國文化的讀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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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大同亂世　－　論全球心理之形成</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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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30 Apr 2010 02:06:35 +0000</pubDate>
		<dc:creator>新亭博客</dc:creator>
		
		<category><![CDATA[政治Politics]]></category>

		<category><![CDATA[文化Culture]]></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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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儒家所期望的大同﹐是一個理想和平的大同世界。
今天我們察覺世界確有趨向大同的傾向﹐但並不一定是個和平理想的過程。
在物質與精神（最少在科技與語言方面）方面﹐世界在熔鑄鍛煉成一個個體。但是各個文化系統所施用的手段卻有甚大的差異。有一個相同點﹐大多數的手段不是一個和平過程。
有理論癖的歷史學家或許會說﹕「原始世界本來是大同的﹐後來因科技與語言的離異而分化為萬千世界﹐現在又有漸漸趨向「另一個大同」的傾向﹐它的原因﹐也是科技與語言。」
令我想起小說家所提出來「離」與「合」兩種歷史的心理力量。
細讀報章上的文章﹐我發覺有三種力量在主使著人心的離與合﹕科技、語言、與信仰。
強勢的文化﹐因為科技的競爭﹐一方面在學習對方的語言﹐另方面在推廣自己的語言。
只要從一個文化對待自己語言的心態﹐就可以推測這個文化在新世界秩序中的地位。
但是語言並不是表達與溝通的唯一手段。烏克蘭國會在（236﹕214票）通過了延長（俄國在克里米亞半島上的）黑海海軍基地25年後﹐在野黨國會議員所採取的表達方式包刮﹕拳打臉﹐扔雞蛋﹐扔煙霧彈﹐扯頭髮﹐搶國旗等等比語言更直接明朗的方法。從執政黨帶備雨傘抵抗雞蛋戰的事實看﹐雙方對這回合肉搏戰是有心理準備的。
時報在（首頁）議員們箍頸扭打的照片下的小標題是﹕「Sir, I beg to disagree.」翻譯成類似中文是「余期期未敢同意。」
美國傳媒善於取笑別人﹐其實共和黨對執政黨所有議案的阻撓藉口是﹕「這個法案還很不夠理想﹐我現在只能反對。」
每一件法案都是如此﹐對社會國家的損害﹐遠遠超過烏克蘭議員的扭打鬧劇。
不同形式的「扭打」在全世界的經濟政治舞台正在不斷上演。
希臘的經濟被降級到「垃圾價值」後﹐亞洲股市因為考慮到「歐洲會被牽連」的因素而下跌﹐充分體現亞洲的製造業與歐洲濟健康血肉相連。
各國力爭上游﹐目標相同﹐方向相反。信心相連﹐心理相同。
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在混亂之中慢慢形成。
德國與英法﹐希望在歐洲掌握主導權。他們的主要實驗室是歐盟組織與歐元的運作。希臘危機是一個重要考驗。
中美爭霸的主要舞台在非洲﹐中南美洲與亞洲。主要手段是科技與語言文化。
最少在心理上﹐除了英語世界﹐其他文化體系對美國文化與經濟哲學開始失望。未免把目光投向中國。但是中國厲行公民思想控制﹐使其他國家猶疑不敢擁抱中國模式。
對中國統治模式最好的發言人﹐可能是李光耀父子。李顯龍在華爾街日報與紐約時報相繼因訴訟壓力屈服以後﹐洋洋得意地說﹕「美國的模式太寬﹐中國的模式太緊﹐我們（指新加坡）在兩者之間。」
這是一句具強烈暗示性的觀察。它否定了美國「自由模式」在東方國家的「實用性」﹐肯定了「專政制度」在「發展過程」中的實用价值。以新加坡為例子﹐提供了一個「溫和開明專制」的暗示。李氏父子之機靈﹐大得中南海的賞識。
問題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心理﹐到底何去何從﹖
中國文明正在交叉路口。象征著世界文明正在交叉路口。美國模式﹖歐洲模式﹖中國的未來模式﹖新加坡的溫和開明專政主義﹖
第一點﹕凡是大的文明系統﹐都不可能有長期的專制制度。第二點﹕凡是大的文明系統﹐也似乎不能有長期的「極端自由制度」。第一點是因為歷史上並沒有長的專制制度存在。最長的可能發生在中國﹐但都是比較短暫的。第二點﹐美國的極端自由制度以「雷根－小布希的小政府少條例資本主義」的全盤失敗結束了「資本家精英社會」的幻想。今天共和黨表示要協力訂定「華爾街改革法案」的決心﹐是美國要回到「條例管制」的先聲。
美國是無法無天「西部自由」的實驗室﹔中國、蘇聯、德國、中南美小國、北韓、北越、緬甸、赤柬都扮演過「極端專制制度」實驗室的角色。結論可能與李顯龍的論調接近。但是兩者之間﹐我認為要靠近美國的模式遠比靠近中國的模式重要。
今天中美兩國同時在尋求改革。後果很難預測。
我們只能從歷史與新聞當中尋找線索。
看到烏克蘭的國會鬧劇我想起了去年買的一本書。2007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了一本有趣的書﹕書題是《馬、車輪、與語言　－　歐亞草原青銅騎士如何塑造現代世界》。作者是人類學家David  W. Anthony。
這書的中心理論或許有爭議性﹐作者追溯歐洲語言的源頭﹐認為印歐語言的原型（Proto-Indo-European）可能是所有歐洲語、古代印度伊朗語系（包刮印地語、梵文、波斯語）、與古代語言Tocharian和Anatolian（如黑替語）的源頭。這個語系得到特殊的發揚﹐主因是養馬、騎術與車輪的發明。換言之﹐科技造成了文化的強勢﹐加強了文明移動的能力。而這種（納粹黨所稱的頌）「雅利安人的語言」就是今天最流行的歐洲語言的母語。
這個理論解決了為什么許多互相隔離的語言當中有一個發音與意義相同的「核心詞組群」這個歷史謎語。
科技推進語言的理論甚有說服力。作者推論﹐印歐元語在四千五百年前已經分裂死亡。（聖經巴別塔故事﹖）但從這個詞組群的核心字眼﹐「綿羊毛織品」「車輪」等﹐斷定「印歐元語」在公元前4000－3500年開始已經存在。因為綿羊與車輪都是人的發明。綿羊不是野生動物。從考古學可以鑒定輪子製造與綿羊養殖的年代。棉織品代表輕而暖的衣服﹐可以征服自然的對人的限制。輪子代表遠征的野心與實踐。
七千年來﹐果然塑造了溫暖與野蠻的「人性」。
今天﹐我們是否面臨又一次新的「人性塑造」階段﹖
1998年﹐剛果全國只有三千個電話機。今天﹐剛果的手機估計約七百多萬。今天時報報導紐約市的街道上﹐可以聽到800種不同語言。紐約公立學校學生使用176種語言。光是皇后區的人口調查登記﹐就有138種語言。
即使遷移分散﹐通過電話或電腦﹐語言仍然可以不分遠近地使用﹐是否增加了語言生存的機會﹖
除非一個語言民族因為過份投入另一個文明﹐就漸漸遺忘了本來弱勢的語言。
語言的強勢並不完全依賴政治經濟的勢力。強盛的中國﹐如何會抄襲日本的流行音樂呢﹖
在這個重要的歷史關口﹐中國是否在打造一個政治、科技、經濟的強國。同時在文化上在打造一個精神弱國呢﹖
如果我們是個文化的弱國﹐如果孔子學校的教員只在講解極其粗陋的畸形社會主義的發燒光輝﹐我們的語言與文化能夠與我們的政治經濟實力相輔相成嗎﹖
今天的新加坡是個很好的例子。干淨有效﹐但是在文化方面﹐似乎還乏善可陳。
我怕聽新儒家的大道理﹐因為他們沒有新文化的實質﹐而充斥著舊文明諛墓頌德的濫調。
一個缺乏文化內容的語言﹐即使靠賣古董或假古董﹐終不免走向文明的墓園。
南韓總統為軍艦被（﹖）打沉焦頭爛額。據說要到北京向中國「上訴」。
中國外交﹐正走向一條嶄新的道路。但是中國的文化有沒有一個內外統一的政治哲學作為指導方向的準則呢﹖
一個半富半窮的社會﹐軍事強而文化弱的國家﹐在二十一世紀初﹐會如何發展﹖這是中國士人面臨的第一課題。靠中南海幾個私心迷竅的智囊人物﹐能承當繼承中華文化的主人嗎﹖
我們是否應當挺身繼承祖宗所留給我們的文化與語言﹐在全世界每一寸的土地上努力耕耘中華文化的園地﹖還是我們決定徹底全盤西化﹖
因為以今天的科技﹐文化似乎在趨向「大同的世界」﹐但不知是「同亂」還是「同治」﹖
在新的「大同」世界中﹐中國文化當居如何地位﹐決定於這個民族（國內與國外）的文化水平。
不止是國人有所期望﹐而是歐美主流文化以外的世界人士﹐更加在殷殷盼望中國文化的中興。因為他們需要其他參考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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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荒漠錦堂曲聽後　－　音樂史的小考証</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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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22 Apr 2010 19:54:04 +0000</pubDate>
		<dc:creator>新亭博客</dc:creator>
		
		<category><![CDATA[文化Culture]]></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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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四月十號晚上﹐在NEC的喬頓廳聽了一場別開生面的音樂會。
因曾為這次音樂會寫了一篇短序﹐會後主持人譚嘉陵女士與樂團團長分別要我寫點印象。可是我沒有受過正規音樂訓練﹐豈敢在他們面前班門弄斧。
對音樂史卻從大學生時代就感興趣﹐姑且從音樂史的角度談幾個小故事。
這個音樂會的一個特點是曲目的組合與安排。先是大家熟悉的江南絲竹《行街》﹐接著地方戲《河南梆子腔》﹐然後是三個現代人的作品﹐《綠腰》《離騷》與《陝北抒懷》。
上半場最引起我注意的是胡建賓首演自己新作《離騷》。下半場引人注意的是北京智化寺保留的古曲《晝錦堂》﹐胡建賓的新作《天空》﹐與古琴曲改編的《胡加十八拍》（塤、琵琶、大阮合奏）。另外兩個合奏曲子也是相當重頭的《花兒與少年》與陳鋼改編的《陽光照耀在塔什庫爾干》。
從古今對照的安排中﹐讓人明晰地感覺到中國音樂在潛移默化的過程之中。
《行街》是廟會酬神婚嫁迎娶略帶點「鬧」的傳統民間音樂。
智化寺的《錦堂》也是帶有宗教意義的寺廟音樂。演奏形式五人環桌而坐﹐與從前做法事的法師們奏法曲完全一樣。
荒漠與錦堂﹐是相反的訴求﹖或是代表深層的同樣東西的文化符號﹖
另外幾個曲子也涉及夫婦母子君臣男女的人倫關係。
西方人對音樂的起源有個很有趣的定義﹕音樂一方面是對神靈（自然）的呼喚﹐另方面也是對異性的呼喚。
兩句話概刮了原始人的欲望、希望、絕望、與恐慌。一般人會想寺廟音樂與浪漫音樂應該是相反的情緒。（如果深一層想﹐宗教情懷常常與男女感情相提并論。這在基督教是很尋常的事。）換句話說﹐宗教音樂就是人與神的情歌。讀過聖經《雅歌》的人﹐就會了解這兩種情懷的相似點。
是否因為音樂本身有時候存在內部茅盾﹐互相攻伐的結構﹐所以人對音樂的品味也常帶一種十分茅盾的情緒﹖
在不同時代﹐人們期待不同的音樂。《樂記》說﹕「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只要聽聽孩子們所愛聽的音樂﹐我們就可以體會這句話的道理。
即使是同一個人﹐他對音樂的認識也可以是很矛盾的。舉孔子為例﹕他一方面說﹕「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論語《先進》）但在《季氏》篇又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他分明懂得音樂真正的來源是原始人（或鄉下人）胸中的激情﹐但是他又主張「禮樂」應該控制在中央政府的天子手裏面。這與現代人一面歌頌人民工農的智慧﹐一面又建立中宣部控制「禮樂」內容的矛盾是一樣的道理。（小百姓與天子反而容易溝通﹐當中夾著諸侯﹐就恐怕對天子或百姓有點不利﹖）音樂的內容﹐是否就是「人性內部矛盾張力」的彰現呢﹖
聖人的音樂就是山林裏面的情歌﹐寺廟音樂與錦堂風月一脈相連﹖
舉一個現代的例子﹕年輕時候老師教琴歌《關山月》。「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總覺得這首歌曲典雅悲壯﹐古樸自然。李白的歌詞確實意境不凡。
但是後來據古琴名家王迪女士告訴我說﹐在清末的風月場中﹐這個曲子也是《盼郎郎不來》打情罵俏的調子。
我常常懷疑﹐為什么中國音樂的規模﹐不及西洋音樂宏深而細密﹖是不是中國文化﹐總不肯承認「呼喚神明」與「呼喚異性」同樣是聖潔的聲音﹗好像只有中國才有強烈的「黃色音樂」「淫樂」這個概念。文革時候還出版過一本「怎樣識別黃色音樂」的小書。
中國的樂器音樂比中國的歌曲變化多﹐累積也較豐富。可能就是因為歌詞容易觸犯「禮教」的禁忌。文字獄的餘怖猶在。所以中國的歌不如西方發達。
（上海萬博的宣傳歌曲的音樂﹐幾乎完全抄襲日本岡本真夜的名曲。日本人在抗議中指責中國人有「抄襲癖」。乾電池的商標用SQNY﹐機（動）車的商標叫HONGDA。含沙射影﹐投機取巧。令人浩嘆。）我們要關追究「不肯創作」的深層原因是什麼﹖創作為什么常常會被扼殺﹖
樂記《樂論》篇有一段意義深刻的話﹕「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
我認為中國音樂要有所突破﹐必須弄通這段話的道理。
君子與野人的音樂內涵是相同的﹐但是他們之間的禮儀身份是相異的。相同使他們相親﹐相異使他們相敬。上下同樂過份﹐就嫌太隨便。禮節太拘謹又會產生距離。這是一般人對這段話的解釋。五四運動時代說「禮教食人」就是指音樂的本體性受到「天子」與「禮教」的腐蝕與干擾。
本來儒家教育中有《六經》﹐後來只有《五經》﹐就是怕音樂的感染力太大﹐人民就會隨便起來。今天的社會﹐似乎還有這種顧忌。只有野人﹐對這種顧忌較淡。
中國音樂往往過份著重溫柔敦厚。「大同的齊奏」﹐缺乏「內部的張力與任性盡情的投入」。這是傳統音樂的通病。可能跟這種顧忌心很有關係。
容我大膽的假設﹐在這個音樂會中﹐演奏者與作曲家似乎是有意的想從傳統當中突破出來。
（音樂會後﹐樂團的藝術總監包健送我一張CD《延伸》﹐細聽這張CD的六個新作品﹐幾乎大部分在向音樂的「禮制」挑戰。）
他們的作品﹐似乎在與（上引）《樂論》「樂者為同﹐禮者為異。」抗辯。樂不應盡同﹐禮不應盡異﹐因為時代在變。這是我非常贊同的口號。
但是傳統的「禮」仍然煙幕重重﹐雲封霧掩﹐揮之不去。
除了「晝錦堂」完全依照傳統原汁原味以外﹐整個音樂會可以說﹕獨奏的部分比小合奏的部份好﹐小合奏的部分比大合奏好。（當然另一個因素是練習）交響樂與協奏曲是傳統音樂比較弱的地方﹐是頗值得注意的情況。
會後與東北大學音樂系系主任Anthony De Ritis教授閒聊﹐他說他有計劃到北京短期訪問﹐打算專門研究「中國音樂交響樂創作」的作曲與編排技術問題。
我問他﹕「那幾個曲目最令你感動﹖」他想一下說﹕《晝錦堂》最讓他覺得演奏者整體投入在一個音樂個體裏面。笙獨奏「天空」最讓他感動。
這個音樂會另一個特點是樂器、樂曲與樂人三者之間的契合。包健低沉而又嘹亮激昂的管子。胡建賓的一支笙像一個小樂隊﹐金聲玉振﹐令人擊節。陳濤攝人魂魄的塤與笛子﹐周懿柔中帶剛的琵琶﹐夏文傑會唱戲的板胡﹐楊悅柔美麗亮的二胡﹐王麗娜悠揚飄忽的揚琴。
蔡振起的大阮讓人想起竹林七賢的音樂。他的雲鑼與夏文傑的鼓為《錦堂》一曲撐起框架﹐平添風骨。他們的（室內樂）小合奏讓人忘記他們是一個樂隊﹐好像一個多臂的音樂之神在演奏一件奇幻的樂器一般。
《胡加十八拍》與《錦堂》讓人覺得像從敦煌石壁上飄下來的音樂。《天空》可稱為一個人的合奏曲。藍天白雲的回響﹐讓人心胸舒暢。
《離騷》裏面的管子是一個中國士人剛健而低回的詠歎﹐與琵琶揚琴配合得天衣無縫﹐淡淡的色彩充分發揮了中國音樂的傳統特色。當然﹐像《胡加十八派》與《離騷》﹐聽眾可能先要了解曲名的文化內涵﹐才容易了解曲意。「天不仁兮降離亂﹐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胡與漢兮異域殊風﹐天與地隔兮子西母東。」漢代人的情意﹐振蕩著現代人的胸懷。
亂世士人與家國疏離的悲哀﹐在離騷的管子與琵琶中淋漓盡致的刻畫出來。這才是民族音樂的精華所在。
但民族音樂如何讓西方聽眾甚至中國的年輕聽眾進入「樂境」之中﹐又是另一個問題。舉一個明末歷史例子。
在陸次雲的《（陳）圓圓傳》裏面﹐記載著一個闖王聽昆曲的故事﹕「李自成據宮掖。　…..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遂命歌。奏吳窬（俞字加欠）。自成蹙額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即命群姬唱西調。操阮、箏、擊缶。己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圓曰﹐此樂何如﹖圓圓曰﹕此曲只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
這個故事生動而深刻地諷刺闖王的音樂品味。今天的中西聽眾﹐何嘗不同樣喜愛「繁音激楚﹐熱耳酸心」的西調﹖
這個問題﹐只好留給今天的作曲家們去考慮了。
音樂會後﹐在餐廳與各位音樂家小敘後﹐已近午夜。在寂靜的街頭﹐眼望他們開面包車回紐約。心頭又想起孔子的話﹕「先進於禮樂者﹐野人也。」
野人是不是指巡回演出不倦的藝人們呢﹖他們才是推進禮樂﹐創造文化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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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聖杯千秋　－　人、聖人、與自然的關係</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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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16 Apr 2010 21:53:32 +0000</pubDate>
		<dc:creator>新亭博客</dc:creator>
		
		<category><![CDATA[中國China]]></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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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農曆三月初﹐鳥語蟲鳴﹐河塘漲水。庭前手植桃樹﹐半樹紅花﹐半樹綠葉。天氣回暖﹐北國康橋﹐竟然略有點江南三月的氣氛。
令人回憶（故鄉）脩禊飲宴熱鬧的景況。如果我們要有一個詩人節﹐應該定在四月中或農曆三月三。
端午節的詩人故事太傷感﹐天氣也略熱。
詩人節﹐本應該帶點寒意﹐也帶點暖意。就像今天一樣。讓人想起人與自然間的複雜關係。
青海玉樹縣7.1級地震﹐已知死六百人﹐傷者過萬人。
此事提醒我們﹐全球化後﹐所有的春天佳日﹐都只能是局部的心情。在瀾滄江上遊青海高原的晚上﹐還是寒冷饑餓的冬天氣候。
萬幸在早上六點前先有較表面的前震﹐然後在八點前發生深層的7.1級地震。讓許多人能從磚土陋屋逃到空地﹐減少了死傷率。
破舊的建築倒塌不足惜。以今日的經濟﹐應該可以重建。（只要官員不中飽私囊。）
主要地震發生後﹐餘震接近二十次﹐有的超過六級。專家警告﹐青藏板塊進入地震活躍時期。
因為2008年汶川板塊地震與這次地震都有學生被壓死﹐我們希望當局盡速規定所有地震區的學校建築﹐必須遵守一定規格﹐方準開學。
假使這次地震發生在稍後上課時候﹐死傷必然更多。
人與自然的關係﹐冷酷與溫暖錯綜復雜﹐互相依靠又互相殘害。人與自然的鬥爭﹐非但把人與自然的距離拉近﹐更重要的是把人與人的距離也拉近團聚起來。
只有人與人的鬥爭﹐非但令人離散成仇﹐而且殃及自然。
本週47國高峰會議的目的﹐正想消弭人與人之間的戾氣﹐從這個角度看﹐這次高峰會議有它的正面意義﹐並不完全著眼在核子武器反對運動。
人與自然的關係﹐開始於人對於火與水的控制與利用。同時人也默默忍受著火與水的蹂躪。（其實﹐人與人的關係﹐也是如此。）
最初人只希望水能夠脈脈深情地長伴在人的居處。這個願望﹐令人發明陶器。
人對水的深情﹐甚至延伸到「杯」。酹酒祝賀祭祀﹐「杯」是一個普世皆重的宗教符號。
因為帶著火比帶著水容易﹐所以所有的文明﹐都在濱河濱海的區域發生。人對河與海的感情特別深切。但是對河的深心崇拜一直留存到今天的﹐好像只有印度。
昨天前天（四月十三、十四）兩天﹐幾千萬印度教信徒湧到喜馬拉雅山腳下的哈里華Haridwa小城。據說諸天神明曾在天上與魔王羅剎爭奪一隻盛載「玉露瓊漿」聖杯的時候﹐有幾滴瓊漿掉在恆河上游。
每年這個時候﹐在最吉祥的時刻到特定的地點去河水中沐浴﹐信徒們非但罪孽全消﹐而且可以突破輪回﹐永得超生。
據說最吉祥的時刻在昨天﹐但是這時刻只許聖人們下河沐浴。（太聖潔的瓊漿恐怕俗人受不了吧﹖就像有的民族不能太自由一樣﹖但聖人可以享受自由。）不過印度畢竟是個民主國家。聖人洗禮的前後﹐俗人都可以下河泡一泡。因此從週二到週三﹐每小時有十萬人在一處名叫Har Ki Pauri（霞氣潑灕﹖）的地方下水沐浴洗禮。
這種以河水潔淨身心的宗教儀式﹐在歷史上一再出現。釋迦牟尼經過六年苦行後﹐在尼連河邊洗澡﹐接受幼女供養飲食（苦行時日食谷數粒﹐饑餓寒冷難忍。）後﹐天地震動﹐他飲乳漿的缽飛上天空。神明與諸天八部各顯神通﹐爭奪這個聖杯﹐就是這個古老故事的再現。
在耶穌的時代﹐此故事一分為二。聖泉池水被天使攪動的時候﹐誰跳到池中﹐麻瘋病與一切病患﹐馬上潔淨痊愈。耶穌在傳道前﹐在約旦河邊﹐接受約翰的洗禮。耶穌死後﹐另有「聖杯」（曾載耶穌的血。）的故事流傳。
在其他文化中﹐爭奪聖杯或「衣缽」的故事﹐時有所聞。
人與水的關係﹐通過這個故事﹐從自然延伸到人與神的關係。
妙處是瓊漿或聖子的血﹐是從「戰爭」「鬥法」到「慈悲施捨」的剩餘品。
「聖杯」可以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但不能保持人與神的和諧﹐而且是人神（或人與人）鬥爭的直接原因。
從今天看﹐這「聖杯」是科技知識嗎﹖是經濟成果嗎﹖
盜火的神或人﹐當然要受殘酷的懲罰。盜賣核武器的人或盜取群眾財富的人或官﹐該如何處理呢﹖
其實我們今天所面臨的﹐仍然是火（能源）與水源的問題。我們能夠調動核能來解決火與水這兩個問題嗎﹖
不知道印度的聖人們到恆河裏面泡一泡後﹐是否能給世人有所啟示﹖
問題是聖人真聖嗎﹖聽說他們最近又在與巴基斯坦的聖人比賽製造更多更好的核子武器。
但是美國就不敢像嗔喝伊朗一樣訓這兩個南亞的巨人。天下聖人可能假的居多﹗
聖人們年年在河邊打架﹐爭誰先在吉辰下水。
信徒們前推後擁﹐每年有人立地往生。
印度政府煩不勝煩。規定了Allahabad、Ujjaink、Nashik 與Haridwar哈里華這四個地點是天上瓊漿灑到人間的地方。但不是年年都灑。
每三年擇一地點集中地滋潤塵寰。這樣每個聖地每十二年才輪到一次要招待幾千萬信徒來朝聖。還設立一個公關官員來調停聖人之間的糾紛。才略略解決地方政府的壓力。
十二年前（1998）Juna教派與Niranjani教派的聖人在哈里華城下水前互相扭打﹐結果兩派都沒有下水。（俗氣攻心﹐泡也徒然。）
今年先排好次序﹐讓Niranjani的聖人先下水。可是輪到Juna的聖人週三進城時﹐聖人慕道心切﹐座駕踫到路人。路人互相踐踏﹐又死了七個信徒。Juna的聖人只好怏怏回轉﹐繞道別處去行洗禮﹐怕丟人出醜吧。
人在身體或靈魂饑渴的時候﹐倉皇失措是自然的事﹐怪不得聖人們。人間的罪孽﹐單靠「良機瓊漿」終不能解決問題。
我的意見是聖人們不但是他們的「道」有問題﹐他們的「人格」也可能存在問題。那麼﹐瓊漿的福利﹐為什麼先要施給他們呢﹖
施給人間的瓊漿為什么只有幾點幾滴呢﹖那一大聖杯的「瓊漿」那裡去了﹖存在天上那一家銀行裏面﹖我看聖人之上﹐必然尚還有聖人﹗
重慶市抓了警察局長﹐判了死刑。可能是與偷盜人間的瓊漿玉露有關。但畢竟是個可憐的低級聖人而已。
我總懷疑﹐咱中國有整條江河的玉露瓊漿﹐不知道怎么流到某些聖人的大院後﹐就不見了﹖
提供給大家脩禊飲酒時作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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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歷史的兩端</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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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09 Apr 2010 06:49:07 +0000</pubDate>
		<dc:creator>新亭博客</dc:creator>
		
		<category><![CDATA[中國China]]></category>

		<category><![CDATA[政治Politics]]></category>

		<category><![CDATA[文化Culture]]></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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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歷史仿佛是個無限的「心境」。
人總想摸索「空間」的邊緣﹐追究「時間的兩端」。
所謂終極關懷﹐是否想設計一個較簡單的「思想珍瓏」﹐可以擒住在「無限中奔騰跳躍」的心猿意馬﹖
從個人的生命﹐到民族的生命﹐到人類的生命。是否如孔丘所說﹐「吾道一以貫之」﹖
為什麼所有思想体系﹐都十分迷戀「一」與「兩」這兩個觀念﹖
所謂「原始要終」﹐是否就是著眼在「歷史的兩端」﹖
米索波大米亞「城市」與「城邦」的出現﹐被史學家認為是「文明系統」的確證。最近美國芝加哥大學的Jil Stein教授得到敘利亞政府的鼓勵﹐與敘利亞考古學家合作﹐重新發掘在敘北部Tell Zeidan這個遺址。Stein 認為這個遺址屬於七千多年前（烏拜期Ubaid period）原始市鎮型的重要遺址。
從遺址中層已經發現的八個（製）陶窯﹐可以確定此地是集中生產陶器的烏拜時期貿易點。陶器的著色材料﹐卻需要從北面的土耳其境運（買）來。（陶片上的幾何紋樣﹐與甘肅陶紋類似﹐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圍棋盤的格子紋樣。是否可以代表計算的圖案﹖）
遺址上層屬於銅器時代。兩種文明間﹐似乎沒有戰爭痕跡。發掘遺物中最重要是一方（鹿型印文的）石印。紅色岩石不是本地出產的石頭。兩吋半乘兩吋的印面算是十分大的印章。樣式與東面伊拉克境內發掘出來的石印相似。
Stein認為兩地相去甚遠（185哩）而印紋相似。顯示「貴族」階級的出現。印章非但表示蓋印器物的所有權與控制權﹐同時可以表示權威或意識形態。遺址上高大的土磚墻可能是公共場所。
住民如果與土耳其境貿易﹐則貿易距離遠達250哩。考古學家猜測此地是七千年前城市的原型﹐是後來巴比倫文明的先聲。
從這個遺址再往東走三百哩﹐便是伊朗。而今天的伊朗（與敘利亞）正在努力研究核子武器。
在同一塊土地上﹐先民創造了文明。而現代人卻頑固地要製造毀滅文明的武器。我們是否漸漸接近歷史的另一種終端呢﹖
此文寫作之時﹐奧巴瑪的空軍一號專機已經到達捷克首都﹐並且在陽光明媚的（十七世紀建）布拉格堡裏面與俄國總統麥維德簽訂了第二次核減條約。第一次核減條約（Start treaty I）在1991年簽訂﹐去年十二月期滿。現在簽訂New Start Treaty II﹐美俄各減核武器三分一。各限核彈頭1550發﹐（流動或固定）發射台800具。
條約雖然已經簽定﹐但必須兩國國會通過。俄國國會Duma早已表示會通過。但問題在美國的參議院需要六十七票通過﹐才能確認國際條約。而共和黨的參議員已經聲稱「俄國人不可信﹗」「核武器裁減無法鑒定﹗」如何讓七八個共和黨參議員投同意票﹐又要看奧巴瑪的手腕了。我們可以預期又有一番論說。
民主黨人會說﹕「奧巴瑪競選中提出三件大事﹕伊拉克撤兵﹐健保改革﹐核武裁減。現在他一一兌現。共和黨員有臉再堅持反對到底嗎﹖」
共和黨員可能會大聲反駁﹕「伊拉克兵實在沒有撤多少﹐阿富汗兵一加再加。健保一張空頭支票﹐錢在哪里﹖是加稅的借口吧。這個條約﹐只裁我方。沒法檢定對方裁不裁。奧巴瑪是個律師﹐不是元帥材料。損害美國人的安全。我們絕不能一再讓他愚蠢地糟蹋美國的國防利益了。」
下週一、週二﹐華府舉行48國高峰會議。世界目光又一次集中在胡錦濤主席身上。美俄兩國﹐雖然掌握全球百分之九十的核子武器。但是胡錦濤掌握大量外匯儲備與美國的債權。核子武器對經濟發展好比廢銅爛鐵。中國億萬勞工勝真金白銀。中國現在力行科技教育﹐不只是太陽能源領先﹐現在正與加州商定營建高速鐵道。從國際聲望講﹐可稱無限風光。
伊朗為防中國同意美國的「制裁手段」﹐早派談判員Saeed Jalili到北京串門。據他說已經得到中國支持﹐「美國的制裁不能攔阻我們前進。」
美國外交﹐處于困境。制裁伊朗或北韓都需要中國合作﹐才能生效。但是國內輿論認為美國的經濟在中國低匯率政策下婉轉呻吟。
奧巴瑪如何要讓中國在匯率方面高抬貴手而在制裁伊朗方面「公事公辦」﹖紐約參議員舒莫聲嘶力歇地說要對付中國。但是外交部門與白宮官員都笑語勸阻﹐決定把外匯率報告書押後發表。明顯是為了胡錦濤來訪的短期間﹐緩和雙方氣氛而作的決定。
但是對美國干預「中國匯率」一事﹐胡錦濤的智囊團早就有「一大籮的理論」指責西方國家。要算舊帳的話﹐當年西方資本與機器工業如何蹂躪中國市場﹐斑斑血淚﹐美國沒有表示遺憾﹐以為當然。（今天美國的經濟史學家﹐何嘗有指責美國控制匯率的聲音﹖當年中國被西方經濟侵略請參考嚴中平的著作。）反過來﹐如果中國指責美國人印鈔票支持高消費生活水平﹐動搖國際經濟的基本﹐美國人會理睬嗎﹖中國人只可能在這種匯率影響到中國利益的時候﹐才會考慮溫和的調節政策。
胡錦濤到華府參加高峰會議﹐對美國意義重大。匯率問題、伊朗問題、核武裁減問題﹐Kyrgystan政變﹐泰國的動蕩局面﹐都需要中國表態。白宮如何與中國周旋﹐是國際間極感興趣的事。
胡錦濤與奧巴瑪兩人所憑籍的共通點是全球外交與全球經濟間兩國間的共同利益。
當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中美兩國都在經驗現代社會的「兩端離異症」。
時報的Tom Friedman指出﹕「美國的高科技文化急需要大量有技術的新移民﹐自由貿易關係﹐政府投資基層建設﹐培養新能源工業﹐支付科技開發研究。但是在現代社會中有失落感的茶葉黨群眾卻痛恨這些新事物。」他們相信美國不幸現實的主因是「政府」、「稅收壓力」和「移民」。他們盼望只要趕走現任官吏﹐讓共和黨好好減稅﹐美國就會回到過去的光榮歲月裏面。
這種想法﹐不限於茶葉黨﹐民主黨的工會成員同樣有「移民」與「中國匯率」損害美國的歪理論。民主黨與共和黨都有群眾與黨精英之間的疏離現象出現。
把目光移到中國﹐情況更加複雜。在現代化過程中得利的工商精英﹐極端支持「原始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理論。但是農工階級也在雙重幣值的壓力下呻吟。而中產階級則夾在當中﹐一方面希望沾到全球經濟的利益﹐另方面痛恨「官僚資本」與工商精英的勾結。
今天的紐約時報以頭條與第四版全版的篇幅報導中國政府如何以全力控制電腦網絡﹐手機短訊﹐甚至電玩游戲的內容。而網民如何運用各種手段對付政府的控制。這種官民對立﹐兩端離異的情況﹐中美不無相似之處。主要看兩國政府如何應付民間的「怨恨」與「願望」。
民情可以從漣漪氾濫成海嘯。泰國是一例。克基斯坦是另一例。
奧巴瑪與胡錦濤相對而坐﹐不能說完全沒有共同的地方。程度不同而已。他們都在幻想設計一個圈套﹐拴住天下人的意馬心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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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漫談思潮、學問、與政治　－　愚人節感言</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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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01 Apr 2010 20:31:07 +0000</pubDate>
		<dc:creator>新亭博客</dc:creator>
		
		<category><![CDATA[文化Culture]]></category>

		<category><![CDATA[時事Current Events]]></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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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愚人節可以祝人家「愚人節快樂」嗎﹖就算你祝人家「愚人節健康」﹐總還帶點諷刺的意味吧。
但是在愚人節「口出大言」（粵語大話即謊言）應該是應節的言行吧﹗
縱觀過去二百年﹐十九世紀是否以預測性的「理論物理學」、預想型的「哲學理論」、與推測性的「達爾文演化論」為主流學問﹖
二十世紀仍然以物理學作為主流顯學﹐但是從理論物理學漸漸轉化為「實驗物理學」與「應用物理學」。
因為方法的改變﹐「實用化學」應運抬頭。是否因為思潮的延續性﹐物理學在校園中仍然佔「清貴真純」的優勢地位﹖而化學總帶點「物質銅臭」的俗味。當然化學武器也是令人生厭的主因。
二十世紀末與二十一世紀初﹐「基因研究」急劇冒升﹐「生化學」挑戰「物理學」的主流地位﹐有人提出「生物學」是二十一世紀的主流學問。
本週二在日內瓦附近的「對撞型粒子加速器」Large Hadron Collider﹐終於完成了第一次的高能量（3.5兆伏特）對撞型實驗。這個實驗﹐耗資百億美元。
全球的物理學家﹐暗暗希望這個大規模（質子地下高速運轉道長達17英里。）實驗能夠把物理學重新推擁上主流學問的寶座上面。
物理學家利用高磁場引力把質子加速到接近光速（99％）後對撞﹐並在對撞點安置觀察器﹐以每秒鐘四千萬次的密度拍攝（高點數）電子影像。希望能對希格斯機制（Peter）Higgs Machinism理論中物質的「基本粒子」的資量提供線索。這個實驗對「更高維度空間是否存在﹖」問題也可能會提供線索。
物理學家期望此類實驗可以解開宇宙間96％（看不見的）暗質／暗能（量）的謎。可以回答「粒子」是否有「超對稱」super-symmetry粒子存在的問題。
這類問題是物理學家津津樂道的「宇宙根本」大道理。常人（如我）只允許在「愚人節」才可以討論。
哈佛大學的Lisa Randell教授說﹕「基因學還在初創階段﹐而物理學的宇宙論已經具備理論框架。各種實驗可以依據理論進行驗證。」言下之意﹐是在這個世紀﹐天文物理學從理論猜測跨入實證階段的機律頗高。
我認為當此愚人佳節﹐哲學家應該學習物理學家的氣魄﹐建立愚人節的理論架構。讓我們嘗試羅列這個理論中心思想。
（附會物理學「物質／反物質」的對稱理論。）我們認為世界的人口可分為愚人與愚弄別人的人兩極。兩極之間有看不清楚的「暗人」dark people。「暗人」當中﹐有自願被愚的人﹐也有不願被愚的人。所有哲學思想或政治思想都環繞這幾種人的升降運轉。
在中國「暗人」特別多。中國人發明「大智若愚」理論是因為許多中國人「大愚若智」。為了眾生平等﹐中國人看起來都是若愚的智者。悲天憫人的哲學家﹐有時候會「踢暴」這些人的遮羞煙幕﹐使他們還原為無知的愚人。
根據實驗觀察﹐暗人如果被曝露是愚人﹐就會慢慢轉變成「不願被愚弄的暗人」。這種人常常被稱為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如果增多﹐愚人社會就會忽然變成公民社會。
愚人節接近清明節並非偶然。如果我們決定要做「繁榮安定和諧」的愚民﹐當然應該在上墳的時候稟告祖宗。如果某些人成功地實踐了愚民政策﹐更加應該在祖宗面前有所交待。
愚人與清明是兩個截然相反的概念﹐代表兩種不同的時代精神。
令我們驚訝的﹐是在中國歷史上﹐「愚人社會」的黑暗時代還不算太短。主要原因是在愚弄別人的人與被愚弄的人之間﹐我們並不能劃清一條界線。當人們形成一種「自愚愚人」的風氣以後﹐愚人社會就會延續存在。
愚人社會得以延續﹐必須具備四個條件﹕1、統治者必須攔斷訊息來源。2、必須利用少數的愚人去控制多數的暗人。3、以上兩種作業都必須在暗中執行﹐見光失效。4、需要有打擊所有反對愚人政策的組織的能力與決心。
第一個條件常常利用「防止色情內容」作籍口。第二個條件需要用收買手段。第三個條件必須要有「繁榮富強」的掩護﹐才能沖淡「控制」意味。第四個條件比較難實行。
上週四開始﹐中國全面封殺谷歌搜索器的服務。部份評論員認為是要展示這種決心的示威行動。也有評論員（如Nicholas Kristof）認為代表中央政府因「信息自由流通」引起極度不安的「失常」反應。
還有部分人認為﹐中國政府的成功﹐終究會造成共產黨統治方法的轉變。
谷歌事件﹐是否代表因為經濟與教育的成功﹐中國大量農民向城市轉移的同時﹐中國大量「暗人」轉變成「中產階級公民」﹖
這個轉變﹐與愚民政策發生衝突。這個衝突會在中國引起一種嚮往知識的思潮。
Kristof說﹕中國人一向不十分關心政治﹐只要求生活水平改善。但他們痛恨貪污與官僚勾結謀私。他們的思想改變﹐與八十年代的台灣、韓國很相似。
正是這種相似點﹐引起了中國中央的不安。
封殺谷歌﹐開始會引起「暗人」的不便與煩怨。最終會歸結為對愚民政策的反抗。
這個禮拜﹐中國網絡系統「大愚若智」的幹部﹐非但封殺谷歌﹐同時動用「控制機制」凍結外來記者、異議份子與人權份子的網絡帳戶。
在愚人節的樂觀氣氛中﹐我認為這是可喜的現象。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中國非但在科技上突飛猛進﹐在政治思潮與哲學思想兩方面﹐都會有突破性的發展。
對中國文化與政治言﹐都是值得慶賀長期繁榮安定的跡象。
愚人社會的哲學思想﹐只是中國崛起前的必然過渡而已。
4／1／10　愚人節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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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三場政治大賭博</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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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26 Mar 2010 01:00:11 +0000</pubDate>
		<dc:creator>新亭博客</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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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一、賭博的宗教意義
賭博是個十分複雜的概念。社會學家認為是一種陋習﹐心理學家認為是一種病﹐宗教家認為是一種罪。
我認為「賭」可能是「卜」的衍生物。古代的「占卜」與今日的「賭博」形式與內容都十分相似﹐只是後果可以十分嚴酷。
印度與希臘的神話裏面﹐常常有神靈與人類賭咒的故事。最著名的當然是三個女神請人間俊男裁判誰最美麗﹐賭注是一個金蘋果。但是人間俊男的輸贏﹐成為了哲學史上千古不解之謎。
上帝在伊甸園中種一棵「分別善惡樹」﹐是一種近乎「賭博」或「占卜」的行為。結果人輸了樂園﹐上帝輸了兒子﹐蛇贏了地獄。宇宙的生滅﹐是一場大賭博。
當然﹐宗教的「賭博」故事往往是闡述教義的戲劇。如佛與鷹（帝釋的化身）的賭咒是佛願意用自己的肉取代鴿子的肉供鷹充饑。結果「弱者」鴿子（畀首天的化身）的分量比佛所有的肉更重。
佛輸了全身骨肉﹐卻贏得了「法身」的教義。上帝輸兒子與佛輸骨肉的故事可能是同一個來源﹐甚至是同一個故事。（參考拙文《三王來朝的故事》）
中國人在新春年節容許（甚至鼓勵）賭博。在古代是對全年命運天候的一種「占卜」行為。這種占卜的社會意義不只是提供家庭宗族間的娛樂。在農村經濟中定期注入定量現金﹐使廟會與市集的交易量忽然間膨脹﹐農村的貨幣經濟賴此「年節」的收入而生存。「占卜」的本身變成了構成「運氣」的主要部分。
歸根結底﹐「宗教」的中心內容﹐含有「賭」或「卜」的成分。人的歷史﹐也可以從「賭」的角度去理解。
「逐鹿」　－　是一種游戲、一種賭博、一種占卜。
二、奧巴瑪的賭博
共和黨咄咄逼人﹐誓言要令健保改革成為奧巴瑪與民主黨的滑鐵盧。奧巴瑪背城而戰﹐以健保為孤注一擲﹐終於在眾議院以219票險勝。扭轉乾坤﹐健保改革案也有可能是共和黨的滑鐵盧。
當然﹐這種勝敗的「內容」﹐（像宗教故事）是十分複雜的。有一點可以預卜﹐雙方在加碼下注。形勢非但對美國經濟兇險﹐甚至令民主制度出現重重危機。
無可諱言﹐共和黨利用基層公民的「原始恐懼心裡」﹐在健保的辯論中注入「種族偏見」﹐「恐同性戀心理」「排外情結」等群眾心理暗潮﹐煽風點火﹐不惜玉石俱焚的焦土政策﹐總要把民主黨的政權搞垮鬥臭。
週四（今天）報載﹐最少有十個民主黨眾議員受到（支持共和黨）群眾的恐赫信號。紐約州的Louise Slaughter接到電話說要她和家人小心職業槍手的子彈。她的地方辦公室被扔磚頭。維州眾議員Tom Perriello被人在網上張貼地址﹐弄錯了地址﹐結果他的兄弟家裏的氣體燃料管被破壞。政治手段演變成流氓手段﹐某些人預備火攻民主黨人﹐手段接近極權社會的恐怖主義。南卡州的黑人議員James Clyburn接到弔刑繩圈（當年弔黑人的刑具）圖案的電傳。共和黨表面上譴責這種恐怖手段﹐但是仍然堅持要與民主黨周旋到底。他們在國會中提出各種動議﹐想拖垮國會的立法程序。有一個共和黨頭頭提出動議要「防止健保津貼被用於性罪犯人購買偉哥的條例」。成為政治笑話。
另方面各州政府的共和黨官員提出訴訟案﹐控告聯邦政府強迫公民購買健康保險﹐違章者罰款﹐是違反憲法的法律。共和黨認為只要打到最高法院﹐他們的勝機高。這是小布希對共和黨的最大貢獻。
聯邦政府欲保障公民有健康保健﹐經過近百年的奮鬥﹐為何總統在法案上簽名以後﹐仍然如此多波折﹖
問題在美國的社會心理﹐一部分還是個雅典型單元雙層的民主結構。保守派的人認為社會最下層如黑人、墨西哥人、拉美移民﹐甚至部份窮困的亞洲移民﹐都不算是「真正的美國人」。因此他們認為所有「真的美國人」已經都有健康保險。何必再把「真美國人的稅款」化在臨時收容的異族人的身上﹖其實白人的窮困率在快速增加。但他們怪罪外國人（包刮世代在美國生長的非白人）的競爭。共和黨常常利用這個「文化盲點」作為奪取政權的重要手段。但在健保改革的鬥爭中﹐他們犯了「言過其實」的大錯。從「民主黨死亡委員會」到「天塌下來了」的預言﹐今後很難圓謊。
加上奧巴瑪洪福齊天﹐在最緊要關頭有保險公司決定增加年收費30％左右。非但輿論嘩然﹐令許多公民看到現行「健保」制度﹐絕無維持可能。眾議院才能集中力量﹐通過此「百年奮鬥的重大法案」。
這個法案通過﹐只是「占卜」的一部分﹐現在只見預兆﹐未知後果。共和黨可能會把各種社會病癥都歸罪此案。但是公民所真正期待的預兆是就業率的提升﹐與經濟成長之維持。
奧巴瑪福氣好﹐最近股市上揚﹐部分企業開始雇用員工。
經濟有一大部分是群眾心理﹐而心理當然與「占卜」有密切關係。
奧巴瑪聰明絕頂﹐在此關鍵時刻﹐他約了俄國總統馬維德夫Dmitri Medvedev在週五見面﹐雙方準備簽訂「核減條約」。雷根總統的崛起﹐與蘇聯的核減條約是一大關鍵。奧巴瑪想迫使共和黨的「烏鴉嘴」也要說幾句好話。
但是我們預測烏鴉嘴如錢尼仍然會堅持奧巴瑪退讓過多﹐影響子孫後代的安全。問題是今天的俄國非當年的蘇聯。「打死馬」精神只能說服少數人與「死硬鷹派」。
這個條約的簽訂也可視為奧巴瑪團隊的「占卜」行為﹐為了增加美國改革的瑞氣與動能。他們好一鼓作氣向較大規模的「經濟刺激工程」進軍。
三、谷歌中國的賭博
經過兩個月的苦思冥想﹐谷歌中國終於忍痛割愛﹐與四億中國網民暫時告別﹐把總部搬遷到保證「五十年不變」的中國香港。對中谷雙方﹐都是一場不大不小的賭博。此事進退維谷﹐雙方不好下台。
中國處理此事官員自信過高﹐開始時放出空氣說谷歌「撒嬌」﹐改天已經恢復「正常作業」云云。各大中文報章依指示登載撒嬌論。（本欄曾經引用外文報紙質疑中文大報的準確性。）最近又說﹐就算谷歌退出﹐對中國是件小事﹐谷歌自食其惡果。但是中國的報導一向有「一般報導」與內部參考之別。
谷歌事件是「長期棘手」的問題。攔斷四億知識分子的重要通訊來源﹐百度是否能取代谷歌﹖如此大變﹐在今時今日﹐豈能沒有後果﹖
谷歌還在賭中國會尋找適當時機繼續完全開放互聯網的搜尋引擎。這點我們從最近知識分子（如辛子陵的上海講話。）的發言﹐已經可以預測在中國核心領導人當中有主張進一步「改絃更張」的人。
中國既然已經點燃了公民求知的欲望﹐不是讓警察停止市民在北京谷歌門前點幾根蜡燭就可以平息這種無窮欲望的引誘。
但是中國同樣進退維谷﹐要就連香港的互聯網一率「檢查過濾」。如此險著﹐誰能作主﹖
電腦是個潘多拉盒子﹐它裏面有不利極權政府的病菌﹐也有普渡眾生的「希望」思想。
四年前谷歌提出﹐縱然受到部分過濾﹐谷歌會改變中國社會的咨詢面貌。我認為這個估計是準確的。顯然近兩年來中國收緊對消息與評論的控制﹐甚至用雇用兵駭客盜取商業機密﹐這點是讓谷歌下決心與中國政府賭一手的關鍵。
從中國政府角度考慮﹐不止是谷歌一家公司。微軟與雅虎﹐踟躕未決如何對應中國思想控制的傾向。中國如果不按照慣例發牌﹐絕對會影響國際貿易前景。中國的賭注遠遠比谷歌大。
中國這場大賭﹐是一個政治理想與一場富貴夢想之間的選擇。奧巴瑪在最近的演講當中強調在某些歷史時刻﹐個人得失成敗顯得微不足道。如果能利益群眾﹐無論什麼樣的不利後果﹐可以在所不計。他認為為三千萬窮人謀取健保是這樣一個歷史時刻。而且也是讓世人認識美國人價值觀的一個歷史時刻。美國是否從此走上真正平等繁榮的康莊大道﹐我們拭目以待。
中國領導人﹐卻可以從奧巴瑪的演講中體會出政治家與壟斷政治集團的差別在那裏。
共產黨既然教育了十億百姓﹐為何不容他們有安身立命追求智慧的權利呢﹖
中國在這場賭博中﹐應該如何下注﹐好像沒有太多的選擇。
在宗教賭博故事當中﹐失敗與成功是糾纏在一起的。中南海的賭客﹐不能逃避命運與歷史的督促。應該勇敢地向進步投下他們最大的賭注。谷歌事件的賭博。其實就是二十一世紀世局前途的「占卜」﹐我們希望結果是上上大吉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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